杠杆炒股怎么办理全国的CBD打工人，为什么每天中午都在“转圈”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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逆时针绕圈，几乎已经成为中国CBD最隐秘、也最统一的一种午休方式。

对于许多CBD打工人来说，这是一天里唯一能晒到太阳、喘口气的时间，也是高密度办公空间里仅剩的一点自由。那条没有终点的环形步道，像极了人生：不断向前，却总会回到原点；以为是在休息，其实始终没有离开工作的轨道。

神秘的“转圈人”

每天中午一点左右，北京国贸CBD总会出现一群“神秘人”。

他们头戴防晒帽，身着罩衫，长裤长袖，工牌从脖子上摘下来，绕在手腕上。人与人之间隔着半米左右的距离，步伐平缓，像蚁群一般，头朝着同一个方向，绕着一块上千平方米的草坪转圈，一圈又一圈。

没有人组织，也没有任何路线标识，但上百号人仿佛接收到了某种信号，默契地选择逆时针方向，走出了一条有序、方向固定的队伍。第一次路过的人，很容易误以为这里正在举行什么集体活动。实际上，他们只是出来午休。

这里是北京国贸CBD中央公园。站在草坪中央抬头望去，三星大厦、正大中心、泰康集团、中国人寿、中国民生银行、中信大厦等近十栋超高层写字楼，把整片天空切割成狭窄的几块。最低的189米，最高的528米，玻璃幕墙反射着正午的阳光，而楼体本身，则像一道道钢筋筑起的围墙，将这片草坪包围起来。

从高处俯瞰，这里更像一口深井。不断有人从四面八方的办公楼里涌出来，在井底慢慢绕圈，又在一个多小时后重新回到楼里。

在CBD中央公园西北方向1.4公里外，同一时间，另一群人像复制粘贴一般，也在绕着一个直径约30米的草坪转圈。财富中心、金桥天阶大厦、东亚银行等高楼，围成一个巨大的圆环，把中间这片绿地圈了起来。

这样的场景，并不只发生在北京。上海陆家嘴、广州花城汇，能看到几乎一模一样的画面。不同城市、不同行业、不同公司的人，会在每天中午的同一时间，从各自的大楼里走出来，互不打扰，却又遵循着几乎一致的节奏，沿着同一个方向缓缓转圈。

逆时针绕圈，似乎已经成为中国CBD最隐秘、也最统一的一种午休方式。

有人把这一幕形容成动物园里的“刻板行为”——长期生活在狭小空间里的动物，会因为压力不断来回踱步、绕圈。这个比喻看起来贴切，却并不准确。

动物是在失去选择之后重复动作，而CBD打工人恰恰相反。他们是在一天里仅有的那一小时，主动离开工位。他们不是无意识地转圈，而是在寻找一处还能见到太阳、呼吸空气、让身体重新恢复知觉的地方。

因为对于很多CBD打工人来说，真正见到太阳，并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。

两年前，Vivi跳槽到北京国贸一家红圈律所工作。入职后她才发现，整个办公区几乎见不到自然光。所有靠窗的位置都被划成了一间间合伙人办公室，普通律师的工位被围在办公区中央，没有太阳光照射，从早到晚只能依靠人造灯光照明。她经常忙到不知道外面什么时候天黑了。

久而久之，她和丈夫形成了一种默契。如果下午开始下雨，丈夫会专门发消息提醒她下班记得带伞，因为无论窗外是晴天、阴天还是暴雨，她工位上的光线几乎没有任何变化。

在北京CBD一家杂志社工作的乔米，情况也差不多。她的工位距离窗户并不远，但四周密集的高楼，让窗户很多时候失去了意义。傍晚五六点，倾斜的阳光照不到办公室，只会先照到对面的玻璃幕墙，再经过反射刺进屋里，晃得人眼睛疼，为了避免反光，办公室常年拉着百叶窗。

乔米觉得，自己像生活在一个盒子里。早上9点出门，坐一个小时地铁，其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地下；10点进入办公楼；晚上7点离开公司，再钻进地下轨道回家带孩子。一天24小时里，她真正待在室外的时间少得可怜。

她每天都在移动，却几乎没有真正接触过这座城市。当写字楼越来越高，办公空间越来越深，人离自然光也越来越远。对于许多CBD上班族来说，中午这一小时，几乎成了一天中唯一能够走到户外、晒到太阳的时间。

人类需要太阳，也需要短暂离开恒温、恒亮、恒定的人造空间，确认自己依然生活在真实世界里。

当然，阳光只是其中一个理由。真正被释放出来的，还有那些无法留在办公室里的情绪。

开放办公区里，每个人都坐得太近，会议室需要预约，厕所隔墙有耳，很多话并不适合在公司里说。相比之下，楼下那块公共绿地反而成了最安全的地方。它距离办公室足够近，又足够开放，几百个互不相识的人共同组成了一种匿名空间。

就像酒楼的墙根总会在下午3点左右出现一群人，戴着厨师帽，手里点着烟；春娇和志明也总是在中午1点撞见，地点不外乎办公楼后巷，话题不外乎公司八卦和某个都市传说。

CBD的绿地旁，有人一边绕圈，一边和家人打电话；有人聊公司八卦；有人讨论离职；有人沉默地走完一圈，只为了让自己缓口气。

今年5月的一个中午，北京CBD中央公园，一位打着伞的员工坐在草坪边，一边吃三明治，一边压低声音痛骂老板无缘无故删掉自己的策划案。

去年，广州一位网友被客户气得浑身发抖，立刻下楼，绕着公司附近的一片绿地小跑了一圈。她后来把这段经历发到社交媒体上，说正是因为CBD还有这样一块地方，可以让人出来转几圈，她才没有那么恨这里。

除了这里，没有别的地方可走

但是，人既然已经离开了办公室，为什么还非得绕着同一个圈走？

乔米也想过这个问题。她试过去离国贸更远的日坛公园。那里树更多，也更安静，不需要一直绕着同一条步道打转。

唯一的问题，是太远了。单程就要20多分钟，来回接近一个小时。对于一场名义上两个小时、实际上常常不足两个小时的午休来说，这几乎意味着不可能。她常常想，如果日坛公园离CBD再近一点，那里面一定早就挤满附近的打工人。

留给他们的选择，本来就不多。

北京CBD中央公园并不大，更像是一块被高楼“挤”出来的绿地。

根据《国际城市规划》的一项研究，北京CBD的发展顺序是“先有高楼，后有绿地”。直到2024年10月，这座夹在建筑群之间的中央公园才正式开放。相比整个CBD约270万平方米的规划建筑面积，这片绿地，更像是一座漂浮在钢筋森林里的孤岛。

它只有一条首尾相连的环形步道，没有岔路，没有纵深，也没有一条能够一直向前走的路。

这里不像传统公园，可以漫无目的地散步、钻进树林、绕过湖面，或者随时改变路线。高楼早已划定了它的边界，也划定了人们能够活动的范围。

事实上，在中央公园出现之前，CBD打工人甚至连这样一块地方都没有。

有人拍下过几年前的一幕：午饭结束后，大批人在蚂蚁集团办公楼一层大厅散步。没有绿地，他们就沿着大厅墙根慢慢走；没有步道，他们就把柱子和墙壁当作边界，一圈又一圈地逆时针绕行。

只要有一块能够连续行走的空间，人们就会开始转圈。真正引导人们行动的，就是空间本身。当步道只有一条，宽度只能容纳三四个人并排行走，当几百个人必须同时共享同一块绿地时，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，就是摩擦最小的选择。

社会学把这种现象称为“自发秩序”——没有任何人发出命令，无数个体为了降低彼此之间的成本，自然而然形成了一套共同遵守的规则。

乔米观察到，距离办公室两公里内唯一的一座小公园，同样设计成了环形。步道很窄，没有岔路，也没有延伸，整片绿地甚至是架空的，下面就是车流滚滚的城市道路。“寸土寸金”四个字，在这里变得格外具体。

她刚从一棵树旁经过，几分钟后，又会重新回到这棵树前。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，她和其他人一样，自觉沿着左侧方向前进。在这样的空间里，秩序本身就是效率。

空间之外，时间又进一步压缩了选择。Vivi几乎没有在午休时间去过距离CBD核心区20分钟以外的地方，她花不起这个时间。

为了吃上一顿30元左右的现炒菜，她每天都要去楼下仅有的两家平价餐馆排队，平均要等20分钟才能吃上饭。排完队、吃完饭，再步行到中央公园，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，很多时候只剩下一小时左右。

中央公园于是成了唯一来得及去的地方。“有点光秃秃的。”Vivi这样形容。这里几乎没有能够遮阴的大树。正午12点到下午两点，太阳直直照下来，走不了几圈，人就开始冒汗。站在公园一角，几乎可以一眼望到另一端，整个空间一览无余，没有任何可以停留、躲藏，或者放空自己的角落。

她总觉得，这里仍然带着一种办公室的气质。中央草坪上摆放着18个Angry Molly，路过的人可以挥拳击打，屏幕会实时显示“愤怒值”。装置背后，就是北京CBD最醒目的中信大厦。

愤怒可以在这里短暂释放，却也只能停留一会儿。绕完几圈，打完一拳，人还是要回到楼里继续工作。

“像拉磨的驴”

心理学里有一个著名的“公园20分钟效应”——人在自然环境里停留20分钟左右，压力水平会明显下降。但中央公园似乎是个例外。

它能让人暂时离开办公室，却很难真正忘记工作。抬起头，四周仍然是玻璃幕墙和一栋栋写字楼。甚至不用离开公园，就能清楚看到自己下午还要回去工作的那栋楼。

班味，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这里。

有一次，Vivi站在中央公园里，抬头看见上百个人正绕着草坪和18个Angry Molly缓缓前进。当时，她脑中只浮现了两个字，荒诞，“活像一头驴套着磨盘。”没有人逆着走，也没有人突然拐进另一条路。

她忽然觉得，这像极了自己的人生。从高考、法考，到进入红圈律所，再到成为一名年薪30多万元的律师，她的人生几乎一直沿着别人铺好的轨道向前。小时候拼成绩，长大后拼学历；考完学历，开始拼薪水；薪水稳定以后，又开始拼项目、拼创收、拼晋升。

就像驴永远盯着前面那根胡萝卜。吃到这一根，很快又会出现下一根。奖励不断向前移动，却看不到终点在哪里。

Vivi所在的律所，几乎聚集着国内最优秀的一批法学生，“五院四系”出身的人很多。他们都是传统评价体系里的胜利者。努力，会得到分数；分数，会带来学校；学校，会带来工作；工作，会带来更高的收入。

于是，努力本身渐渐变成一种无法怀疑的信仰。办公室里很少有人讨论“值不值得”，更多人在讨论的是“还能不能更努力”。

有一次，老板把Vivi叫进办公室问她：“这个月创造的收入，为什么没有cover（覆盖）另外两位同事的薪水和工位费？”在老板看来，那两位同事负责的业务本来就很难赚钱，所以Vivi创造的价值，不仅要养活自己，还应该养活另外两个人。

现在回头看，这几乎是一个荒唐的问题，可当时的Vivi，没有觉得奇怪。她下意识就答应了，“身在局中，特别容易迷糊了，好像老板怎么压迫我，我潜意识中都会觉得正常”。

Vivi工作了3年，几乎没见过裸辞的人，包括她自己。每次跳槽都是无缝衔接，除了赚钱，她想不到还有什么别的活法。人生好像中央公园，只摆了一条四平八稳且大部分同龄人都在走的路，如果岔出去、停在半路，或者反过来顺时针走，就得撞上其他人的眼光，它产生的阻力太大了。

这种惯性，也延续到了办公室之外。律所很多同事下班以后，会继续健身、跑马拉松、打网球。他们依然习惯把一切量化：马拉松跑进多少时间，网球打到几级，体脂降到多少。办公室结束以后，只是进入了另一个竞技场。优绩主义，并没有下班。

Vivi没有请私教，也不跑马拉松。她甚至关掉了微信运动，“我不想让别人知道，我一天只走了100步。”朋友圈每天更新的运动数字，会让她产生一种奇怪的羞耻感，仿佛连休息，都需要交出成绩单。

直到30岁生日那天，她被这个数字冲击到了，不是怕老，而是想不起来有什么具体的记忆让她感受到生活确实在度过，“前几天不是才20岁么，怎么一下子就30岁了”，Vivi意识到这10年是没有锚点的，自己像一头没日没夜拉磨的驴，转啊转，整个囫囵地走掉了。

有一次，她照常低着头赶去公司，突然发现路边的花已经全部开了，才知道春天已经过了大半。花当然不是某一天突然盛开的，它一定是一天天、一点点长出来的。但是自己，却从来没有留意过。她形容那种感觉，很像电影里的一个转场。镜头一直对着主角伏案工作的背影，等主角终于抬起头，字幕已经跳到了10年以后。10年过去了。下一个10年还要这样循环下去吗？她不敢想。

再过几天，Vivi就要离开这家红圈律所了。这一次，是裸辞。递交离职申请那天，她重新走出办公楼。花、草、树、天空就像收起来了的锚，全又重新抛回了视线中。

她想起，电视剧《甄嬛传》里，安陵容离宫时说：“这么好的天，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了。”Vivi觉得，自己的心情刚好相反。“这么好的天，我终于又见到了。”

乔米没有离开CBD。每天中午，她选择从办公室步行一公里多，去日坛公园。那有一片湖，她把那里当作自己的锚点。

冬天，她会往冰面扔一颗石子，猜测冰冻得有多厚；春天，看见鸭子重新游出来，她就知道，冬天终于过去了。在乔米的日程安排中，晚上七点回到家，她还要照顾孩子，“那不是下班，更像第二份工作。”所以，中午那两个小时，是她一天里唯一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。她想牢牢抓住，像抓住海上的一块浮木。

Vivi离开以后，中央公园没有任何变化。每天中午12点，电梯照旧打开，人群照旧从四面八方汇入这里。他们绕着同一条步道，逆时针，一圈又一圈。很多人终究会离开这里。但也总会有新的人走进来。